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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 记忆中的星光 (阅读3058次)




    1948年的冬天非常寒冷,11月24日我在中原野战军4纵13旅37团3营的一个连队里。那天上午,国民党军主力第12兵团司令黄维,在强渡浍河之后似乎发现了危险,立即又想撤到浍河以西。正在坚守南坪集的我军突然渡河西撤,假装着像是仓惶溃逃的样子。浮桥在河上剧烈的晃动,人喊马嘶。不时有一个想超过别人的战友坠入水中,在他被战友们拖上来的时候,水淋淋的棉袄很快就结冰了。我们在河西进入阵地的时候,已是黄昏时分。饥肠辘辘的战友们立即开始挖掘掩体和壕沟,拼命地挖,拼命地挖。在挖掩体和壕沟的同时,我们班另有任务,是在壕沟的纵深处挖掘掩埋自己人的墓坑,虽然我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,但这是每一次战斗之前必须做的工作。我在进行这项劳动的时候,很自然地会想到:这个墓坑将会掩埋谁呢?每一个熟悉的面孔都从我眼前闪过,都是那样年轻,都是那样生气勃勃。哪个都不应该躺进这冰凉的冻土。也许是我自己吧?想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。夜晚除了散乱的曳光弹和信号弹在天空划过之外,枪声极少。到了第二天早上,黄维才清醒过来,意识到他和他的兵团已经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了。一夜之间,所有的现代化武器和辎重都变成了累赘。当他知道他派出的侦察兵触角所及,纵横只有7•5公里的时候,他慌乱了!对于敌我双方来说,这一空间都是一个危险的极限。已经被捆住手脚的敌军如果突围失败,就是覆灭。而我们,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困兽的挣扎,战斗会空前猛烈。果然,敌军的反扑在当天就开始了!白天,敌军以坦克、重炮为掩护,实行疯狂的突围。往往一个村庄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。白天在敌人的手里,晚上我们又重新夺回来。在我们进入被占领的村庄的时候,必须从堆积得很高的尸体上翻越过去,那些奇形怪状的尸体都已经冻得像树根一样坚硬了。25日清晨,连部通信员小李跃出掩体去捡一挺轻机枪的时候,被敌人坦克上的机枪击中,我才知道看似笨重的坦克不仅不迟钝,而且很灵敏。小李一头栽倒在地上,我的心像是被一团冰块击中了那样揪痛。今晚,我的被筒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,从月初我军进逼徐州那天开始,他和我伙睡在一个被筒里,用他的被子当垫缛,我们相互用体温取暖。26日晚上反复浴血冲击,夺回一个被敌军占领的村庄之后,黎明时分我们连队被撤换下来了,兄弟部队接了我们的防。在阵地背后一个洼地里的小树林中集合的时候,连部只剩下了一个副连长了。副连长把连队的名单交给我,让我来替他点名。昨晚出发的时候还是129人的连队,现在能够大声应答的剩下了25人,负了伤呻吟着应答的6人,他们都在担架上躺着,或是坐着。点完名以后,副连长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,他可能是怕哭出来,大喊了一声:“向右转!”接着却听不见脚步转动的声音。他惊讶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,再喊了一声,队列依然没有移动。副连长用沙哑的声音问:“怎么啦?你们的耳朵都被炮弹震聋了?点名的时候,你们不是都应了吗?”战士们不约而同地说:“我们不撤!”副连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:“什么?”回答他的仍然是:“我们不撤!”副连长说:“这是旅部的命令!”大家的回答还是:“我们不撤!”副连长问:“为什么?”所有的人都不回答,只有一个因为腿部受伤不得不坐在地上的伤员(我记得他是一个60炮炮手)含混地小声反问说:“为什么?你还不知道?”副连长火了:“三大纪律的第一条是什么?”接下来的是久久的沉默,连伤员也不敢说话了,但队伍仍然没有移动。副连长丢下队伍,一声不响地走了。我们在洼地里像冬日的小树林那样站着,一动也不动。半个小时以后,副连长带着团长来了,团长胳膊上绑着绷带。团长在连队面前站定以后,仔仔细细地辨认着每一个战士的脸,然后喊了一声“向右转”!队伍“唰”地一声向右转了,连在担架上躺着和坐着的伤员都向右转了。当团长喊了“齐步走”的时候,却没有一个人移动脚步了。团长大声喊着:“怎么不走哇!”站在排头的一班长无论如何都憋不住了,他说:“团长!我们走不动啊!”“走不动?!”一班长“哇”地一声哭了:“团长!你也不看看,我们连有多少同志还留在阵地!连长,指导员,文书、司号员、卫生员……一排长、二排长、三排长……我们能走得动吗?”团长和副连长紧紧地抿着嘴,默默地相向注视着。过了好一会儿,团长才又喊了一声妥协的口令:“向左转”!然后他和副连长把队伍丢下,肩并着肩走了。我们在洼地里像冬日的小树林那样站着,一动也不动。又过了半个小时,副连长和团长带着旅政治部主任来了。旅政治部主任的肩膀上披着军大衣,他是个文雅的知识份子。他来了以后,没有喊口令,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们知道,为什么要你们往下撤吗?”连队全体大声回答说:“不知道!”旅政治部主任温婉地对大家说:“同志们!要你们往下撤,是为了给你们休整、补充;休整、补充,是为了让你们很快再回到这个阵地上来!听明白了吗?”连队全体大声回答:“听明白了!”旅政治部主任接着喊出以下的口令:“把担架抬起来!向右转!齐步走!”连队虽然人数很少,步伐渐渐也就整齐起来了。

  我们撤到离阵地15里之外的一个小村里。虽然这个村一半的房子都被战火毁坏,我还是依稀能记得在合围之前我们连队来过这个小村。我们连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。在我们离开的前夜,我曾经看见村里一个小姑娘躲在墙角里等人,她并未发现我在站岗,因为我担任的是隐蔽哨。当一排长经过墙角的时候,那小姑娘往一排长手里塞了一双崭新的布鞋。我暗暗惊奇,她怎么这么快就能做好一双合脚的布鞋呢?他们相向注视的目光只是一闪而逝,我却看见了永远。26日夜晚,在一排长中弹倒地、我用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,他向我指了指自己的脚,我注意到他的脚上穿着那双新布鞋。战争时期,战友们中间有一个默契,在冲锋之前,尽量穿上新衣裳、新鞋和新袜子。后来,一排长因为流血过多,去世了。这次回来,那个小姑娘几次微笑着想走近我,我都由于无法面对她那怀着美好希望的目光而闪开了。有一次我在破冰打水的时候,她把我堵在井沿儿上。问我:“一排长咋没回来?”我没有撒谎,老老实实地对她说:“一排长还在阵地上。”“啊!”她竟然高兴得抿着嘴笑起来,咯咯地笑着从井边跑开。12月13日向黄维困守在双堆集的总司令部发起总攻的时候,我们的连队经过补充和修整,又重新在原来的阵地上前进了两公里。15日夜,我们攻占了黄维龟缩在地下的指挥部。那天夜里火光冲天,枪声就像过年时的爆竹。到处都是我军战士押解着敌军俘虏。我在繁星和照明弹的光亮下,又看见了那个小姑娘,她拦住所有她遇到的战士,在他们脸上辨认着。我当然知道,她是在寻找一排长。那天夜晚我胆怯了,面对敌人风暴一般的阻击我都没有躲开过,却故意地躲开了她。在她把眼睛转向我的时候,我把棉帽的护耳放了下来,匆匆地转身消失在人海里。

  1949年元旦,我们从积雪的战场上撤退,中原大地锣鼓喧天。许许多多的标语中,其中有一条让我难以控制地潸然泪下。那条标语就是:“欢迎英雄归来!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!”我当时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说:那些最好的儿子都没能回来,他们留在淮海平原的冻土里了。

  后来,经过渡江战役、广东战役、滇南战役……一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夏天,我又重新回到淮海战场,那里已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地。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里,我偶然发现展品中有一面很熟悉的锦旗,仔细一看,那正是当年我在淮海战场的阵地上用手工制作的。自己的字迹使我异常震动!当晚在梦里我又看到了我的连队、我的连长、指导员、连部通信员、司号员、一排长和那位小姑娘,他们一下子又都来到我的记忆之中了,我立即在他们中间入列。连长的大嗓门儿还是那么响亮:“立正!向右看齐!向前看!报数!”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”一直数到一百二十九。报了数以后,指导员大声问我们:
  “同志们!我们流血牺牲、前扑后继是为了什么?”这是每一次点名时他都要提醒全连的一个问题。
  全连指战员立即信心百倍地回答说:
  “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!”——喊声在星空中回响。这句话我们重复过几百次,每一次都让我们振奋不已。
  当我在六十年前的呐喊中猛醒的时候,顿时,汗流如洗……我坐起来,头脑里一直回旋着一个问题:
  当初,“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”的确是一个口号,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。正因为这个响亮的口号,才使这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国内战争具有崭新的革命意义,中止了历史上所有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。但对于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代中国人来说,它并不是一个口号,而是他们前仆后继的目标,又是他们对于后人的庄严承诺,还是他们对生者与死者的神圣誓言。可匆匆又过了一个甲子,为什么它会衰减得如此微弱、如此含混,而又如此遥远了呢!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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