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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 笃公刘 (阅读3865次)



  年轻时代的伙伴,一个一个地从我身边离去了,越来越显得寂寞。几位离我特别近伙伴,在他们去世的时候,沉重的悲恸使得我无法提笔写下哪怕一行悼念的文字。特别是2003年,1月7日公刘在合肥、在寒冷的冬日、在辗转多日的病床上痛苦地辞世了。接着,同年4月5日,我的孪生兄弟叶楠在北京、在乍暖还寒的春天、在期待奇迹的守望中、大睁着双眼溘然离去。1993年作家林予逝世前,我曾经坐在他弥留的病榻旁,有过一次最后的长谈,谈的都是一些我们共同记忆中的赏心乐事。还有1971年春天就去世了的作曲家高如星,我为了看望他,化装成一个医生助手,随同当时武汉最有名望的胸外科权威裘法祖先生走进他的病房,他见到我惊喜过望。一再问我:听没听说有什么重大变化的迹象。我以为他问的是关于他的病,我想劝慰他,他打断我说:不,我指的是宏观方面。可惜他的生命没有延续到九月中旬,否则他会听到“九一三”的一声空难爆炸。

  1950年1月,我们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,经过1949年3月开始的9个月长途奔袭,从中原誓师出发起就剑指云南边陲。兵团部在昆明刚刚卸下马鞍,一本名叫《文艺生活》的刊物就发行到全兵团的连队里了。恐怕在全国的野战部队中,这是最早正式出版的文艺刊物了。边疆的枪炮声还没有停止,刊物就出来了。我最早的小说、散文和诗歌就是在那本刊物上发表的。这是个军内刊物,地方上的读者也争相索取。那时我在一个边防师工作,第一次到兵团部开会我就访问了《文艺生活》编辑部,才知道除了主编苏策是一位抗战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以外,其余都是我军途经江西和广东时参军的青年学生,他们是公刘、彭荆风、林予、蓝芒、姚冷、郭国甫……等等。我们年龄相仿,一见如故。他们大部分都十分健谈,唯有戴眼镜的公刘,冷冷地握握手,微微一笑之后就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伏案工作了。接着年轻的编辑们围绕着我、向我小声介绍起公刘来,我这才知道只有他学历最高、读过大学、而且有过编辑工作经验。在同伴们的印象中他是个少年老成、自恃甚高、不苟言笑的人。他们把我簇拥着走到花园里,戏谑地对我说:“你可要当心,他很认真啊!过于地认真了,你要是在床沿上坐一分钟,他就要重新整理半个小时。”我笑了,说:“我会记住,不坐他的床沿。”至于他的名字,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,为什么一个现代年轻人会使用一个远古先民的名字呢?听说他原来的名字叫刘耿直,它使我立即想起《诗经》大雅里的“笃公刘”。笃的意思不就是忠实么?不就是厚重么?不就是耿直么?他是那样看重这个“笃”字啊!我不由得吟诵起来:
  “笃公刘,匪居匪康。
  乃埸乃疆,乃积乃仓……”

  不久,云南军区成立了文学创作组,我也被调到军区,和公刘在一起工作,才发现他也有另外的一面,居然每天傍晚邀集我们到他那间狭窄的房间里去唱歌,那时我们最喜欢唱的是俄罗斯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,在那些歌曲的深沉悲壮里几乎都隐蕴着一种委婉的伤感。这种伤感使我们很容易想象到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的困苦与艰辛。的确,在我们一唱完歌告辞出来,公刘就开始忙碌着清理他的房间了。而且嘴里叨叨着抱怨我们太不象话,坐都没个坐像,简直是在揉搓,抹都抹不平。他的抱怨我们都能听见,但谁也不介意,下次照样“揉搓”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从来没有和公刘一起去边境前沿的机会。但我总是为他能从边境带回诗歌来感到格外高兴。特别是由他参加整理的云南彝族民歌《阿诗玛》,既完成了大量去芜存菁的工作,又全部保留了彝族民歌的纯真和深情。老舍就向我这样谈到过公刘,他说:“年青诗人参与整理民歌,非常好,简直就是卓有成效的创作。”

  从公刘那一时期的诗歌里,我们能充分看到他也有一颗火热的、年轻诗人的心灵,他非常容易动情,动真情。甚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之夜都能让他惊艳。

    “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,
    如同一幅垂帘;
    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,
    到处珠光闪闪。”(《上海夜歌》)

  他真诚地热爱自己的边防军。他用明白如话的诗句一再讴歌守卫边疆的士兵。

    “三更半夜时分,
    祖国睡得正香;
    可是士兵醒着,
    他在守卫边疆。”(《士兵醒着》)

    “在哨兵的枪刺上,
    凝结着昨夜的白霜;
    军号以昂扬的高音,
    指挥着群山每天的最初合唱。”(《西盟的早晨》)

  特别是他还写了一些直抒胸臆的爱情诗,使我们大为惊奇。他悄声唱道:

    “盛夏已经逝去,
    在荒芜的花园里,
    只剩下一朵迟开的蔷薇;
    摘了它去吧,姑娘,
    别在襟前,让它
    贴近你的胸膛枯萎……”(《迟开的蔷薇》)

  五十年代初,一伙年青的军旅作家,面对新生活,梦里都是诗境,怎么会想得到即将面对一连串的厄运呢?1955年春天的胡风事件,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大审查、大批判。军旅作家也未能幸免。一批从全军调到北京总部执行创作任务的作家、艺术家被集中在京郊莲花池“学习”。没想到的是,我们从云南边疆来的几位年青作家几乎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。由于公刘参军前曾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工作过,儿时又在赣南生活过,那时正好蒋经国先生在赣南主政,“建设新赣南”。他的部下们邀请过“神童”刘耿直到新兵训练团,给新兵做过抗战演说。这些往事就足够使一些想象力丰富的同志浮想联翩了,臆造了一部“卧底”小说的“梗概”,让他画供。公刘百口难辨,被迫两次自杀未遂。因为他的铺位和我连在一起,他当时的痛苦与挣扎至今都还历历在目。好在后来经过内查外调,终于得到澄清,恢复了他的工作。很快就像公刘说的那样:“我们几乎同等健忘,同等天真,同等执拗地追求着为人生的艺术。我们唾弃‘聪明人’,而且我们都敞开灵魂,让它成为不设防的城市。”

  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:

    “箭矢刚刚飞过就又唱起来了,
    唱的那样欢快,似乎这世界
    为了听歌才存在。”

  公刘渴望尽情地歌唱,很快就如愿以偿了,他的组诗《上海夜歌》、《迟开的蔷薇》等重要的篇什,就是1956年至1957年的夹缝里创作的。他渴望尽情地恋爱,也如愿以偿了,1956年和一位漂亮姑娘的初恋很快修成正果,紧接着就结婚了,紧接着妻子就又给他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也许是幸福来得太快,来得太猛。1957年的悄悄到来,使我们这一代年青知识分子措手不及。由于公刘对诸多事物的疑问,被一位远赴大西北的同行旅伴坦白交代了,加上他的几首西湖怀古诗,他和我以及一批年轻的军旅作家,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,用公刘的话来说:“说真的,我们简直来不及清理和思索:毛病出在哪里?档案袋中被各各塞进了一份‘军事法院判决书’……”此后的二十多年,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公刘在山西的悲惨境遇。女儿还在襁褓之中,妻子断然舍弃了他们远走高飞。试想,一个绝对孤独而又必须绝对集体劳动的“罪人”,带着一个幼女,起早贪黑,在成千劳改犯中间,掘土筑堤,个中苦痛,实在是难以言说。可是,谁能抱怨那位年轻的妻子呢?面对没有尽头的屈辱和饥饿,难道她没有选择活命的权利吗?当然有,虽然可怜了幼小的女儿。她毕竟不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啊!而且十二月党人面对的是沙皇,公刘面对的是他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和革命。

  我和公刘的重逢已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。没想到,我们在重逢时,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:“我现在随和多了,不再计较会不会弄皱床单了。”他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里没有一点幽默,没有半点自嘲,非常严肃,非常认真。我的眼泪立即就滑落到面颊上了。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四个字:“小麦好吗?”他停顿了好一会儿,才回答了三个字“长大了”。这三个字说得就像他抚养女儿那样辛苦。可不,我们分开的时候小麦还没满月。我记得公刘在女儿啼哭的时候总是一面摇着她、一面说着同一句话:“长大了别当右派啊!啊!啊!”说真的,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当“右派”的遭遇会有多么可怕。毕竟经历了那样多的艰难世事,文革后,公刘的诗风变得刚强了,多了几分凝重和思辨。1981年,公刘为我写了一组从未发表过的、名为《新短歌行》的诗,一开头他就深情地引用了曹操《短歌行》中的四句:
    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,
    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。”

  下面的两节是诗的开头:

    “余烬未灭的大森林啊?
    是谁,又将它狠心摧残?
    一夜之间,落叶满眼,
    秋风得意,遍撒冬之传单。

   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
    摩挲这墓碑般光秃秃的树干;
    桦皮也是一种稿纸呀,
    写诗吧,为了被暗算了的夏天……”

  我会经常拿出他的这组诗来,一遍遍地诵读,公刘!我真的是“沉吟至今”啊!

  文革后,他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,由于多重的错位,失败了,彻底的失败了。失败到叫开“家”门以后,竟然是人去楼空。一方祈求的是家常的、温馨的宁静;因为他失去正常人的生活太久、太久。一方期待的是浪漫的、诗意的激越;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真正的诗人。他们都没错,错在哪儿呢?错在岁月的风雨,抹煞了一代人的青春,花样的年华过早地凋谢了……

  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公刘还在苦苦地寻寻觅觅,想为自己重建一个失去了多年的家;公刘还在苦苦地寻寻觅觅,想为小麦找回一个已经失去了多年的妈。他最后一次到上海来就是为了相亲。我到招待所去看他,刚刚下车的公刘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,结结巴巴地用一串短语告诉我:“这次来,是她,邀请我,来的,她,你认得的。小麦,很赞同,鼓励我来。”我衷心为他高兴,祝贺他。但是第二天他就退房离去了,看来,一定是没了下文……

  我长叹了一口气,情不自禁地大声吟诵着:

    “笃公刘,匪居匪康。
    乃埸乃疆,乃积乃仓……”

  公刘啊!这个“笃”字对你太恰当了!果然,性格即命运!难道你一生的悲剧就源于这个“笃”字么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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