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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 白桦:文学对人性的解剖最深刻 (阅读4646次)



来源:深圳特区报

  白桦简介

  原名陈佑华。1930年生于河南,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。1947年参军,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、二野、昆明军区、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、文化、教育和文学创作。1985年转业到上海。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,并在美国哈佛、哥伦比亚、明尼苏达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。1986年以后应邀出访过美、法、德、日、澳等十几个国家。在创作上,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:诗歌、小说、电影、戏剧、散文等,均有结集出版。
  
  18日晚,著名作家白桦应邀做客深圳中心书城“深圳晚8点”活动,并在此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年届80岁,从文65载,白桦生于忧患,历经坎坷。他自称经历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,而自己一直在砧上承受锻打。回顾漫长的文学生涯,白桦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“读者终于理解了我”。

  谈文艺批评:
  应当旗帜鲜明,也许看法不对但应真诚


  记者:在您的作品每一面世便引来争议的上世纪80年代,这种争议至少还是一种全民对文学的关注,而新世纪以来,文学已被边缘化,极少受到关注,您对此怎么看?
  白桦:事实上,现在人们对作家的要求更高了,抗日战争时期舞台剧很好写,只要上台喊口号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,台下便一片热血沸腾,而如今一部剧要写得又深刻又好看才能被接受,光有口号不行。现在大量作品是不好看的,浪费了很多文字。但是,文学边缘化的情况下反倒可能出现好的作品,好作品不是在很容易点燃的时候出现的,就如不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说过的:我每本书只要2000个读者就很满足了。我们有些作家喜欢轻易成为拥有成千上万读者的作家。
  记者:的确,时代在变化,就如您在一封写给儿子的信中谈到,现在的世界不知不觉滑入了“实际”的时代,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的时代已过去了。
  白桦:现在社会很多毛病有部分原因和理想的缺失、破灭有关,其实理想主义不一定完全是坏的东西,如果理想主义变成盲从,是坏事情,可是没有理想主义就变成盲目了。
  记者:您对当下的文艺批评又如何看?
  白桦:不客气地说,现在大部分批评文章都是用钱买来的或通过私人渠道请人写的,这种文艺批评文章说作品坏也没人注意,说作品好也没人注意。真正的文艺批评应当旗帜鲜明、真诚,也许你看法不对但你应该真诚,表达的是自己真实的认识。

  谈文学生涯:
  有收获有遗憾,没能写出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


  记者:今年您已是80高寿,您的创作生涯也长达65年,在这漫长的文学之路上,您有哪些收获和遗憾?
  白桦:我的文学生涯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主要有两点,一是让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是什么,二是读者终于理解了我。
  说到遗憾,今天回顾起来,是当我意识到很多问题时已经比较晚了,例如“文学到底是什么?”我最初的文学生活也自动从属于那个时代的要求。早年的散文、诗歌都比较表面化,没有认真地把笔触转向人们的内心、人性的本来面目。回顾起来过去的作品很幼稚,接触生活很浅。例如我在1951年创作的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,1954年拍成了电影。我当时写的和生活比较起来是失真的,把消极面掩盖了起来。作为边防军人体验的更为复杂些,在执行重大任务时也有偏差,但我写时不敢触及,否则人性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如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把国内战争写得很复杂,敢揭示人性阴暗的一面。但我写得很平面,生活是多维的,不是平面的。生活本来就是深刻的,不需要拔高,那时我观察生活没有站在很高的历史的角度,而是进行了平面化的处理,没有把生活的复杂性、深刻性写出来,我感到遗憾。当我认识到这点时,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已过去了,希望年轻作家不要重复我们这代作家的道路。
  记者:说到年轻作家,您是如何评价新生代作家的呢?
  白桦:他们当中有很好的,比如说韩寒,虽然他还没写出很好的作品,但我欣赏他的锐利,我经常上网看看他发表的观点,我上网有十几年了,用过了5台电脑。但是我发现,现在有部分年轻作家还在重复我们这代人的路子,没吸取我们的教训。文学要有突破,不是由别人告诉你该走什么路子,要“主观突破,客观认同”,自己要主动寻求文学的突破,而这种突破最后能得到认同,不然的话就永远在框框里跟着别人走。现在的文学环境比我们那时要好得多,那时我们突破了,未必能得到承认,或敢于认同。现在已经有了突破被认同的可能,新生代作家要珍惜现在的文学环境。
  记者:能谈谈您当年寻求文学突破的情况吗?
  白桦:我的突破最明显的阶段是新时期文学时期,我认识到很多问题,比如写战争时该怎么对待战争,我写《今夜星光灿烂》时感到应该写点人性的东西、写人的心灵。我写了年轻的士兵为缔造一个新的国家、为他们的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,写他们真诚的心灵,也包括一些伤感,这种对未来结局的伤感仅写了一种诗意的氛围。但这部作品出来后被认为宣扬人道主义、把战争写得残酷、付出牺牲,而当年许多有理想的年轻人牺牲掉是历史的存在。
  记者:你想过放弃文学吗?
  白桦:我没想过,我跟儿子曾有过一段对话,他说:“您能换一种方式来生活吗?”我说“不能。”社会就是在坚持中发展的,没有坚持,文学不可能打动人心,它会平庸,没有思想的光芒。现在很多作品没有思想,其实生活是很深刻的。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突破,这些年来文学环境比过去好很多,文学突破的可能性也更大些。
 
  谈胞兄叶楠:
  文学主张开始差别很大,但最终走到了一起


  记者:您和您的孪生兄弟叶楠先生被誉为“中国文坛两棵长得一样的树”,您觉得你们兄弟的文学创作主张一致吗?
  白桦:不一样,叶楠的文学主张在开始和后来也不一样。叶楠是比较谨慎的人,开始他认为文学不必要深入地干涉生活,采取尽量回避的态度,我的看法则相反。开始我们的差别很大,有段时间我和他的来往很少,在他得癌症后的最后两年,我们走到一起了,在他快去世时我们的文学主张和观点已经很接近。我的文学主张是:生活是什么样,我们至少要把它还原,然后才能达到有深刻的认识。
  记者:您和叶楠先生之间有过合作吗?
  白桦:只有一次合作,就是他编剧的电影《巴山夜雨》的插曲《但愿人生常聚少离分》是我作词。
  记者:您两兄弟都选择了一种树作为笔名,是商量过的还是巧合?
  白桦:叶楠原名陈佐华,我原名陈佑华,他是哥哥。我们的笔名没有商量过,当时我们各自参军,在两个战场,没有在一起。当年参军我先走,那是1947年,我17岁,他问我将来要干什么,我说要写诗,他又问我会起什么名,我就临时起了个白桦的笔名。之所以起这个名,是因为当时地下流传了很多苏联歌曲,我受这些歌曲的影响很大,其中有一首《田野白桦静悄悄》,那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树,它的形象很高洁。从此在部队里我就用这个名字至今,没再用过原名。1959年,叶楠创作了他的首部文学作品、电影文学剧本《甲午风云》,他也是在参军的第一天就使用叶楠这个笔名的。

  谈创作近况:
  写回忆录,用主观热情和客观冷静回顾80年生涯


  记者:您心目中最好的文学是什么样的?
  白桦:真正的文学是对人性的解剖最深刻的。我认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好的文学,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的作品在文学和做人上对我都有很直接的影响,他也是个很能坚持的人。此外蒲松龄的《聊斋》也用最精练的文字写出了最深刻的生活。
  记者:您的创作形式非常广,包括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、电影等,其中您最喜欢哪种文学样式的创作?
  白桦:生活非常丰富,有的题材可以写戏,有的可以写电影,有的可以写小说或诗歌,有的则可以同时写好几种文学样式,我基本尝试了所有的文学形式,而我最喜欢的是舞台戏、话剧的创作。话剧可以直接用我的语言、激情面对面地感染观众,直抒胸臆,很容易被观众接受。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为北京人艺创作了三部话剧,但都历经波折。我已有二十余年没有再创作话剧了,现在创作话剧更难办,既要能有观众认可,还要有足够的资金,过去每个话剧演员非常用心,工资却很少。但安贫乐道,拿着剧本扇着煤球炉做饭也能坚持搞艺术,《茶馆》就这么出来的,而现在艺术进入市场了,没钱就没人干,而且钱挣得越多越好。
  记者:虽已高龄,但您一直笔耕不辍,能介绍一下目前的创作情况吗?
  白桦:我正在写一部回忆录,我不是从小写起,人们未必对一个婴儿怎样吃奶感兴趣,我是拣每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阶段来写,写的时候也不是按照时间顺序,想写哪就写哪。这部回忆录什么时候能问世还不好说,我写写停停,有时还写点诗歌和散文。
  记者:您希望人们从您的回忆录中读到些什么?
  白桦:我这样一个人所经历的历史阶段,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的历史时期,很有代表性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现在并没有那样的激动,要冷静得多,这时回顾这段漫长的生活已经会客观得多,我要用主观的热情和客观的冷静来回顾这段生活,让人们了解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,希望能对今后的人们有点启示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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