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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 韩东采访录 (阅读6394次)



    第一次知道韩东在南京,已经是1986年的春天了。那一年,我的朋友闲梦也从四川大学分配到了南京的一家工厂当技术员。所以,从那年春天开始,我的感觉就是南京不怎么远。帮助我确定这个感觉的,是1988年。也是春天,只是还有点冷。
    当时我和蓝马、周伦佑在一起。我们在北大参加完艺术节后,辗转来到了合肥。因为当时《诗歌报》在合肥,所以我们去了合肥。那个时候的《诗歌报》,高举中国先锋诗歌的旗子,而且发行在十万份左右。宿州路9号,在八十年代中期,基本上是每一个先锋诗人都熟悉的地方。1986年,它和深圳的《深圳青年报》一起举办的“现代诗流派大展”。这个大展,无论怎么说,都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壮举。
    在合肥呆了两天之后,我们准备坐火车直接回成都。在火车站买车票时,我偶然看见了一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到南京5元”几个字。对于一个生活在川西边陲的我而言,被这几个简单的字深深地吸引了。我问蓝马,这么近啊?蓝马说,是的。
    那次为什么没有去南京,我已经想不起了。但是,就那次之后,我常常做这样一个梦:我梦见成都和南京很近,我骑着我的自行车都可以去。在梦里面,我有时候是快乐的,有时候又多少有些惆怅:特别是醒了之后,心里面总像丢了一样东西。
  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觉得南京离我很远。

    我知道韩东的名字是在1984年的夏天(或者是秋天),知道得隐隐约约。怎么知道的?谁告诉我的?我现在都完全记不清楚了。当时,我和外面(无论地上还是地下)没有一点往来。而我仅仅认识的四川诗歌圈子的人,那些先锋的诗人,基本上都是“史诗”那一派。所以,我的孤独是可以想像的。我记得,我是好不容易才打听到韩东在西安的地址,就给他寄了我的几首诗去。一个需要交流的年代,一个需要认同的年龄,一个写好诗的和另一个写好诗的,这在当时是惟一的方式,也是许多人的交流方式。我想了一下,这基本上是我给外面的、不认识的诗人写的第一封信。在信中,我给写《我的朋友们》的韩东,寄去了我的《看水去》和《中国鱼》几首诗。然后,我开始等待。
    就是现在我也没有问过韩东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,就是现在,我和韩东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,我也没有问过他是否收到过我的那封信。我只是多次从侧面打听过,知道他1984年已经离开了西安。当然,这也是我现在才知道的。
    1985年,万夏带着我们编印的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》去了上海,也去了南京。他回成都后,我觉得对我而言,最重要的就是带回来了一本《他们》。我几乎是以一种狂喜的心情读完了《他们》,并且把韩东和于坚、把丁当和小海、把王寅和小君,把他们的名字和诗歌,都牢牢地记了下来。说句实话,我觉得我对《他们》的阅读,超过了1984年对《莽汉》的阅读,它完全可以和我1980年冬天对葛里耶的阅读相提并论。
    我记得那一年我已经写出了《街景》,写出了《有一条河》,写出了《舞会》。那一年,我又给韩东写了一封信,并且把那些诗也夹在里面。非常遗憾的是,我并没有寄出。
所以,一翻过年,我就和周伦佑、蓝马一起搞《非非》。

    南京对我来说是不是真的就那么遥远?我和韩东的交往始终被错过。比如1986年,那本身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就像那一年我和于坚一样,但是我却喝醉了。而且醉得完全不像我自己,完全不能让他人接受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和韩东虽然也有通信,甚至和小海、和于小韦也有通信,并且相互认同和赞赏,但是就人与人、或者说诗人与诗人的那种交往和友谊,却始终是很淡的。于坚除外。从1986年那一次开始,我和他就是兄弟。
    关于我和韩东在个人交往上的一些事情,韩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。在这里,我就不再重复。我想说的仅仅是,如果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错过,我肯定是《他们》中的一员。如果我是《他们》中的一员,后面的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?比如《非非》,比如第三代人,比如《他们》,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别?我是说和现在的这个样子相比,和我个人的样子相比。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,点上一支烟想一想,会觉得历史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它在很多很多的关键地方,居然那么偶然。而一个人的面子,一个人的身居的地方,甚至一阵风和一顿酒席,都会改变它所谓的发展规律。

    我再次到了南京,这是我第二次到南京。与第一次(1988年)算起来,已经是在十多年后了。我记得那一次,在闲梦的陪同下,我们从后宰门走路去的韩东家。我明明白白地记得啊,我们是穿过一大片树林,就到了瑞金北村。而这一次不一样,这一次我是打的去,总感觉没有第一次的那种印象。那一大片树林呢?难道我记错了?
    南京是一个有许多古迹的地方,至少它有许多树林和城墙。我这次到南京的第一天下午,韩东就把我约到一个城墙上喝茶。当时的天气已经有点冷了,虽然有阳光,我们一群还是在四点之后,匆匆搬进了房间里面去。我记得韩东刚来的时候,我看见他穿着两件毛衣,还笑他,有这么冷吗?他说,有的,你一会儿就感觉得到。
    风一吹,我的确就感觉到了。我说冷这件事。

    韩东在瑞金北村的那个家,还是他以前的那个家。虽然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写作间,但是大致还是以前那个样子。有一个女主人走了,另一些女主人来了后也走了。空荡荡的房间,就韩东一个人。我心里面想,一个人写东西,需要这么大吗?一个曾经的诗歌革命的摇篮,现在就剩下一些照片和几本《他们》了。刘立杆说,他说他当时并没有写诗,只是觉得在韩东家里呆着才真叫舒服。他说,韩东在这间屋子里,而小君在另一间屋子里。经常都是,韩东那儿有一群人,小君那儿还有几个。都是一些什么人呢?我问刘立杆?都是一些诗人,一些艺术家,一些漂亮的男人和女人,刘立杆说。然后他又补充,重要的是都是一些自由的人。所以,从那个时候开始,从那间屋里开始,刘立杆写诗了。
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人,他寻找的就是这样的自由和快乐。
所以,我觉得刘立杆是南京最豪放的人。至少从简单的几天接触而言,从他的外表而言。比如剃一个光头,说话声音很大(这在我接触的南京人中,几乎是少有的)。虽然他也不能喝酒,还有一个很小资的家庭。虽然他的诗,有很严重的知识分子倾向。正因为这样,那些自由的东西正在离他远去,那些豪放的和舒服的。

    在南京我过得很愉快。那么多朋友,虽然都是男的,我还是过得很愉快。对韩东我有了新的认识,而对另一些人,我有了另外的认识。惟一遗憾的是,这次在南京,我没有见到我喜欢的作家顾前。就像我在南京掉了一颗牙齿一样。
    我的那颗牙齿是被毛焰、朱庆和和吴晨骏三个人搞丢的。是他们联合起来,把我活活地灌醉之后,被我当成呕吐物吐了出去。当然,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宴,是我对整个南京的重要理解。我甚至想,他可能是我和南京拉近距离的一次醉。我把我的牙齿留在了那里。
    第二天,也是我在南京呆的最后一天,我采访了韩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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