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 诗歌专题 管理入口 留言板>>


 
◎ 你有你的方式 (阅读6586次)



    一天早上,我在平时常去的小吃店吃早餐。在那里,我看见了刘涛。黑亮的长发,红色羽绒服,牛仔裤和皮靴,刚下火车的她脸上没有丝毫旅途的疲惫。刘涛比我在这之前听说的和想像的更漂亮。那是1984年底的事了。
    据在场的朋友们讲,当时我们用眼光互相掂量了一番后,才开始说话。许多年来,我们好多次回忆起那个早上,说起彼此给对方留下的第一印象,美丽而略显张扬的刘涛,一脸幸福的刘涛……时至今日,我仍然无法忘记当初那个沉浸于爱情之中的成都女孩。
    那时我们都习惯于用某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打量和试探一切,这当然是我们成为朋友后才知道的。现在看来,未免显得多余。其实,有种东西有如皮肤一样早已贴在我们的身上、脸上,藏在我们的眼睛之中。也许他们看不出其中的端倪,但我们却能从各自的眼神里互相辨识,一切只有自己才能体会。
    因为那段众所周知的爱情,那几年,刘涛经常来往于成都和西昌之间,蓝马也一样。就在前不久,我的一个西昌朋友还常常描绘着一幅让他难以忘怀的场景:在成都火车站的站台上,一对恋人在那里告别,他们的神态美到极致。“你1我1在站台上告别,你2我2却手拉手飞向天边,为了逃避分离。”在刘涛的诗里,她这样写着。
    我写到这里,仿佛看到了刘涛毫不情愿的表情。不过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,尽管一切都已过去,但这毕竟是刘涛当初一次次来到西昌以及我们能认识的原因。
    和刘涛认识几个月后,小安到了西昌,和杨黎一起。当时我不在西昌,是听朋友们说的,他们大致描绘了一番一身军装的小安。后来,我好像从杨黎口中听说过他第一次看见小安时的情形:傍晚,杨黎坐在重庆三军医大校园的草坪上,远远看见前面走来几个女兵,那个最漂亮的就是小安。这和我当时想像的小安一模一样。
    因为写这篇文章的缘故吧,几天来,我不断地让自己回到过去。我惊诧地看到了那两个熟悉的女孩——叛逆、忧郁、充满才华而又心高气傲……她们和现在已是那样的不同。
    除了成都,西昌对刘涛来说应该是相当熟悉的。十几年来,无数次地来来去去,也无数次地说起过这个地方的变化,在这些话题之间,总会有些回忆和一些情绪。小安也来过很多次,她们都喜欢这里。
    所以,我想说说西昌。
    十几年前,它没有这么大,这么繁华,但它的确是个美丽的地方。对于成都的阴郁来说,它的美丽在于阳光、天空、干燥的风以及目所能及的山的轮廓。那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,它位于当时的城乡结合部(现在不是了),周围是麦田和菜地,冬天的时候,我们喜欢垫着麦杆席地而坐,阳光就这样照在身上。我敢说,至少有五十个诗人在那里坐过。
    八十年代中期,西昌是个闭塞的地方,不过舞厅还是很火,除了它,我几乎想不起什么其他的去处。有一次小安来(杨黎没来),好像是秋天,白天我们在阳光下闲逛,晚上就去跳舞。一进舞厅,小安就不见了踪影。回家的路上,她兴奋地说:西昌的小伙子个个都帅。
    我一般是在放假的时候去成都,在那里总是过得热热闹闹。我们经常跟着丈夫们出入于各种诗歌聚会。这样的聚会往往气氛热烈,有关诗歌的话题仿佛无穷无尽。我们置身其中,又觉得相隔很远。
    这种时候,刘涛的话要比小安和我多一些。“非非”女诗人肯定是应该在很多方面与男诗人们平起平坐的,刘涛的发言就让我们有这种感觉。小安的话虽少,语速却相当快,尽管没有什么逻辑,但直接犀利。不管是关于诗歌或是诗歌之外,她的表达总是有些出人意料,喜欢的人会觉得过瘾,不喜欢的也大有人在。杨黎说小安是“包不同”。
    在农村长大的小安是有许多不同。后来我到报社当编辑时约小安写过一组文章,她在《兄弟姐妹们》里说起了自己的童年:因为姐妹多,常常吃不饱肚皮,有时连晚饭也吃不上。在油灯下做完了作业,早早地便上床睡觉。肚子饿因而睡不着,各自在嘴上打着牙祭,从回锅肉、红烧肉,一直说到清炖鸡……而春天是兄妹们最快乐的日子,满山满坡的野花在风中摇摆,我们站在山顶上,看日落时分的晚霞。西天的云变幻不定,一会儿是骆驼,一会儿是一群狂奔的马,跑着跑着又变成个美丽的女人。我们打着草,快乐地喊叫,从山顶扔石头,看谁扔得最远。
    在小安童年的记忆中,日落时分的云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幻想,山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呢,那些孩子一天吃几顿饭?而那时,比她大一点的刘涛却在保姆的追逐哄骗下,一口一口地吃饭。后来,童年生活完全不同的小安和刘涛都成为了诗人。
    年轻时候的刘涛在衣着上是新潮时髦而雅致的,但和那种人云亦云的流行又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,正因为多年来的坚持,她的风格也始终如一。“现在不行了,穿什么都不好看,只有在时尚里寻找一点中庸吧。”前两年她这样说。而小安在脱下军装后,一开始就显得有些“另类”。尽管当时还没有“另类”的说法,我觉得用在小安身上合适。小安喜欢穿色彩鲜艳的棉布衣裤,这些“土”得要命的东西往她身上一套,就别有一番韵味。有一年夏天,我也想学学小安的穿法,买了一件棉布对襟盘扣的衬衣,结果怎么看都不好看。这两年,服装界刮起的“唐装”风,我想多半和小安多年前的身体力行有关。
    因为诗歌,我们聚在了一起,并且成为朋友。除了诗歌之外,我们也无话不谈。特别是刘涛,她喜欢用说话的方式与大家交流。她的话题很多,关于梦境、关于宇宙、关于信仰、关于爱情……我很佩服她能在那么“形而上”的问题上侃侃而谈,并且经常有她的“真知灼见”。有一次她给我谈了整整一天,太阳从我们家阳台的左边转到了右边,仍然意犹未尽。这样的长谈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主题,后来说着说着也许就有了。原来我觉得自己是不擅言辞的,后来碰到合适的场合,也能说上几句,这应该感谢刘涛。
    和小安在一起就截然不同了。她和我都很少说话,如果要说,也都是些非说不可的。诸如近况啊孩子啊之类的琐事,大多数时候是沉默。小安烟瘾很大,酒量也不错,我们就一支接一支地抽,偶尔也碰碰杯,话说得断断续续。现在抽烟的女人越来越多,但我总觉得她们有种做秀的味道。不像小安,她生来就是那种应该抽烟的女人。我喜欢看小安拼命地抽烟,豪爽地喝酒,并且喜欢和她一起虚度这样的时光。如果有些酒意,小安的话就多了起来,不过风格还是不变,有点突兀,有点犀利,还有点孩子气。
    单纯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。
    进入九十年代,小安和我忙于孩子的事情,丈夫们忙于下海挣钱,一切陡然间变得现实起来。有两年,我在成都,尽管在一个城市,尽管我们也经常见面,感觉上却不如从前那样亲近了。我们(三个人都在)惟一的一次聚会是1992年的圣诞夜,小安、刘涛、我和另一些女诗人同在刘涛家相聚。不知是谁提及要刘涛讲讲她所信仰的天主教。刘涛当时讲了有关“天主十戒”和“七罪宗”的内容,当讲到不可迷色时,一个女诗人突然“语惊四座”:我就是迷色,无论老的还是小的我都迷。大家被她这种伦理宽容主义的态度弄得十分尴尬,但又报之一笑。幸好她不怎么“色”,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迷倒好多呢。九十年代末,美女作家风行,为此我很为小安和刘涛遗憾,私下里也常常盘算着如何包装她们,好让大家都发上一笔。这件事情印象深刻,所以值得一记。
    再后来刘涛和小安都离了婚。想当初她们恋爱的时候应该是带着喜悦,带着感恩,脸上没有丝毫的阴影……
    刘涛在那个时候信了天主教。一次我去看她,只见屋子里到处是书,我不知道她为何要把书从书架上搬下来,堆在地上,她说,这些书都用不着了,我现在只看圣书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本来是想把它们全都烧掉的,烧着烧着就烦了,只好放弃。为什么要信教,信教有什么好处,她给我谈了很多。她说,那里有源源不断的爱。一开始,刘涛就希望我也信教,那种心情我能理解,就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,希望朋友们也能得到。有个朋友对刘涛说,我早就有个妈妈,现在凭空又多了一个(圣母),我得好好想想。我也有同感,只是没说,这是我的长处。最终我没信教,但这并不妨碍我偶尔也求求天主,翻翻圣书,刘涛说我在信仰上是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。提起那段日子,我们总会大笑,刘涛说,从前她是天主教的知识分子,如今她是民间。2001年,她在西昌写了一首诗——


   你有你的方式

天主,要他们信是多么的难
他们的哲学是那样精致
又那样迷人
天主,要他们信其实也不难
你有你的方式

    十年来,她写了很多宗教味很浓的诗,我只喜欢这首。刘涛的确比当初平和多了。
    1997年的夏天,我又到了成都。我无法计算我们之间这样的来来去去已经有多少回了,而且也说不出原因。从前也许需要理由,后来就不了,如果非要找的话,可能就只是因为一个电话、一种心情。那次见面是我们认识以来相隔时间最长的一次。我住在光华村,刘涛先来,然后我们一起到大门口接小安。
    刘涛在文章《诗人心 女人心》中写过我们那次见面的情形:“我和小安至少有两年未见了,而杨萍和小安至少有四年未见了,因为诗,我们又走到了一起。但不像当初只是为了爱诗写诗而聚,也并非是与各自的丈夫们搞流派而聚……时隔几年,大家都变了,但又未变多少。见面仍离不开诗。小安变漂亮了,杨萍的气质仍整洁而灵秀。小安仍然那么孩子气,我们三人相聚,依依不舍,马上就要到上夜班的时间了,但她还有最后五句话要说,并声称迟到就迟到。好在她的工作的确很简单,发发药,然后就是不让一个病人跑掉。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说诗了,这段时间杨萍生了一个女儿,一半像狼格,一半像杨萍。小安的儿子杨又黎不知不觉已满六岁。而刘涛则忙于宗教、祈祷、内心和外部等等问题…… ”
    那天我和小安都醉了,平时滴酒不沾的刘涛也有了一些酒意,分手时,小安说晚上等她下班我们再吃火锅。夜深了,步履蹒跚而凌乱的我们还在成都街头闲逛。从前那三个体态轻盈、脸庞秀丽、目光清澈的女子她们现在去了哪里……我们探寻的目光留连在彼此的脸上,又深入到各自的内心,但我们都秘而不宣。
  不久我在西昌读到了小安的那首《终于有一个朋友来了》——

终于有一个朋友来了
但她很快又走掉
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
杨萍或者刘涛
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

六年过去了
孩子长得像小树一样高
我特别想看看
三十五岁的样子
至少坐在其中
听听那温暖的笑声
让我也学学
怎样弄一个幸福的家

    读完这首诗,我发现自己已热泪盈眶。
    小安的每首诗我都读过。如果非要让我在其中作一个选择的话,我更喜欢这几年写的。以前的诗有种灰蒙蒙的背景,有种青涩和欲说还休的神经兮兮。现在就不同了,其实在她的诗里从来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东西,日子依旧流淌而过,生活依旧缠杂不清,却没有了早年的那种好奇。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,什么都自有它的道理。眼前闪过的事物影像,经过自己的过滤筛选之后,变成了碎片,又被她懒懒散散地捡进诗里,尽管带点伤感,又可以不值一提。
    我发现了这些伤感并相当钟爱。就像某种爱情被她写进了诗歌,还有某种生活。当我一翻开它们,就会怀着眷恋的心情,在诗行里缅怀从前的那些日子,并且久久地沉浸其中而忘却一切。我不止一次地想,我的生活中幸好有了诗,像小安那样的诗。
其实小安的诗给予我的远远不止这些。小安从来没有问过我对她的诗的感觉,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应该是用不着说的,关于诗歌我们已说得太多,就像小安在《生活的秘密》里写的那样——

大家坐下来歇一会吧
仔细看看这天空
云彩是不是还美丽
土地上的麦子、玉米、大豆
真正的麦子和玉米
豌豆花依然是生气勃勃的开着呵

    但我还是要最后说上一句。小安的诗是中国诗歌中最美妙的一页。
    听说小安又开始写小说了,我几乎是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想看到她的小说,我相信她能写得很好,这念头建立在我对小安的了解上,正因为如此,我期待着她的另一次展现。
    2000年8月,小安和儿子杨又黎来西昌过火把节。因为工作忙,那几天我们几乎没好好摆过。白天她带着儿子到处看看,晚上我们就和很多朋友聚在一起,没见过小安的人说,她比报纸上更漂亮。我坐在人群中,看着少言寡语的小安,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,然后一杯接一杯地和大家喝酒,那种豪爽让好酒的凉山人也叹为观止。有天下午,狼格和小安在西昌的古城楼上喝茶,后来我问小安你们都摆了些什么,她说,摆了很多,但记不清了。其实小安一点都没变。
    两个月后,我去了成都,当天没有联系上刘涛,我和小安在瞎逛了一下午之后,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。我们仍然用沉默的方式交流着,雪白的烟支有时在指缝,有时又在唇间,一暗一明的烟头隔在桌子两边。在成都秋天一个已经有些寒意的夜晚,在离年轻时候经常出入的地方(新二村)不远的一个火锅店,我们一直坐到人影渐渐散去。烟叶发出咝咝的声音,过去了的人和事全都萦绕在嘴边,又被深深地吸入腹中……小安说,你给狼格打个电话吧,我拨通了西昌的电话,我对他说,我和小安在一起,我们在吃火锅,在喝酒。
    第二天,找到了刘涛,我们三人又聚在了一起。刘涛一次次地敲开小卖部的门,把啤酒呀,烟呀,零食呀搬回来,我们都喝得多,但没醉。我很久没听见过小安说那么多话了,那天,基本上是她在唱主角。她正在看一些书,她喜欢一些女诗人,她说精神病院的疯子写的诗其实有道理……还说起从前一些有趣的事,小安表情沉静,语调舒缓,在她轻描淡写的话语里面,藏着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。我坐在刘涛家铺着印花布的沙发上,听她的声音饱满而富有质感,那年轻时的偏激早已消失殆尽。
    2001年上半年,因父亲病重,我频繁地往来于成都和西昌。刚办了停薪留职的刘涛一直在我旁边,帮我分担着一切。每当我下班,看见刘涛系着围裙在我家里忙里忙外的样子,心里就充满了感动。在此,我要谢谢她。
    那半年,闲暇的时候少之又少,在忙碌的间隙,我们又会聊起许多话题。好多事可能已经说过无数遍了,有些细节几乎能倒背如流,但只要她愿意说,我就愿意听,反过来也一样。有一次她说,信教这十年来,尽管也交了很多朋友,有教友也有诗友,但收获不多,特别是在诗歌上。“他们没有经过那道门。”(我知道她说的是“非非”)她说。十年后,她又回到这群人中间。她发现他们依然是最有才华的一群。沉默了好久以后,她突然说,“恩宠啊,要善用。”我觉得她说话的语气有点怪,她见我一脸迷茫,笑了笑后又庄重地说:“大概是天主要我对这群人这样说吧。”在西昌的几个月里,刘涛写了很多好诗,尽管她谦虚地说她是在重新学习写诗。在这些诗里我闻到了阳光、蔬菜和水果的味道。朋友们都说,刘涛从天上回到了人间。
    我们还不止一次地谈到这群诗人们,他们仍然才华横溢(好像挥霍不尽),并且已卓有成效,还有他们之间的友谊。作为女诗人,小安和刘涛也许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观念写作,但她们从中受益匪浅,这种受益不仅是诗歌上的。还有我,尽管我已很久没写诗了,但我觉得自己从没有一刻离开过诗,并且保持着诗歌感觉和诗歌审美上的无懈可击。
    十几年过去了,小安、刘涛和我仍然在不同的城市,过着日子。常常想给她们打电话,又常常没打。不时也接到她们的电话,轻描淡写地说一阵,最后,我们都会问:你什么时候来啊。正像狼格在《我与“非非”》中提到的:她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
    稿子快写完的时候,我真的又想给小安打电话了,我们已好久没联系(不像刘涛三天两头都在打),她还在成都吗?我本来想给她说,过年到西昌来吧,来晒晒太阳。
    她们继续在写诗,而我继续没写。我想这是因为我比她们更现实。我每天想得很多,又似乎什么也没想,每天都忙忙碌碌,又似乎终日无所事事,喜欢金钱,但又厌恶奔命和劳作。
    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诗,如果没有诗呢——那是不可能的。


返回专栏   

©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  版权所有 2005年11月